21世紀初本土的城市設計理論研究持續升溫，盡管這一時期的理論探討擺脫了沉湎于經典理論的研究，開始轉向“城市設計實施”與“城市設計管理”的實務方面，但由于目前中國城市仍未形成城市設計制度化，“公共政策”取向的城市設計研究雖有前瞻性，但仍不免感覺基礎空虛。
 
同時，對城市設計實施制度、策略（包括法規、財務、行政等等）的所謂“對策研究”主要都是基于西方（主要是英美）的城市設計控制體系。這種研究進路隱含的假設是“西方論述是可能或能夠解決中國本土問題的”。
 
確實由于國內城市設計實踐尚未建立有效的運行機制，而唯一的出路是學界繼續向西方尋求理論支援。事實上，對西方論述的移植現象應進行辯證的批判。現代城市規劃與城市設計本身就起源于西方，是地道的知識經驗舶來品，后發展國家學者對其接受也屬自然，特別是在實踐遇到問題而又無經驗可尋，轉向“有成功經驗”的西方論述也更加自然。
 
而且“從知識制度方面說，現代教育和學術制度逐漸地成為一種跨越國界的體制，知識的生產和學術性的活動已經成為全球化過程的一個部分”，中國城市設計教育與研究活動日漸趨于國際化，無論是學院海嬋派學者的國際化知識背景將他們對西方社會觀察帶入對中國問題的思考，還是中外聯合教學的進一步普及，教學方法日益借鑒西方模式，都不可避免地使教育、理論研究與全球化接軌。
 
此外，雖有提倡城市設計理論本土化的學者試圖利用本土資源與西方理論展開對話，但不能更進一步地提煉出自己的理論與之抗衡。
 
迄至今日，本土化研究固然成為潮流，但許多西方理論在國內仍被普遍認為是“經典”、“先進”或“前沿”的，是大家都必須與之“接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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